1 梦逐书海：一个图书馆员的故事 吴 建 中
著者: 吴建中 梦逐书海：一个图书馆员的故事 本作品采用共享创意署名 4.0 国际授权条款进行许可。 电话: (853) 88228187 出版日期: 2025年8月 录制工场名称: 澳门大学图书馆 录制工场地点: 澳门 录制日期: 2025年8月 This license allows reusers to copy and distribute the material in any medium or format in unadapted form only, for noncommercial purposes only, and only so long as attribution is given to the creator. ISBN 978-99965-1-218-6 (PDF) 传真: (853) 88222442 网址: library.um.edu.mo Published in Macao. (E-book) 电邮: wileung@um.edu.mo 著者: 吴建中 出版: 澳门大学图书馆 中国澳门氹仔大学大马路 艺术编辑: 杜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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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序 言 早就想写回忆录了，一辈子摸爬滚打忙碌到现在，总算到了可 以整理自己的时候了。 以前，我把时间当生命。 从懂事的那天起就把时间看得很重，不偷懒，不睡懒觉。在学 校读书时，喜欢晨读早操，工作后保持了这一习惯。 从小学起就是“孩儿王”，不输他人，一心只有竞争，锚定一个 个目标，盯紧一项项任务，有时身体不适或预感危机时，会自言自 语：老天啊，让我把这一单做完了吧。 从事过不同的工作，文化，世博，外交，但最终还是落脚于跟了 我一辈子的图书馆，毕竟它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最后的目标是写回忆，只想着早点把眼前一堆堆日记、笔记、 书信和文件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成为对事业、对他人、对自己更 有用的东西 。我起早摸黑地写。家人责备我退休后比工作时还要忙， 但也知道这是改不了的习惯。 终于，我可以把时间当朋友了。
4 这辈子值了，没有遗憾，没有亏欠。我跟自己打个赌，幸运的 话，选择一种新的方式再接着走下一站，不然的话也知足了，已经 过完一辈子了。 本书在结构编排上融合了年代顺序与主题内容，以职业发展作 为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毕竟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图书馆是我 最好的伴侣。 全书秉持一个原则：与人为善，对事不对人，尽量避免容易引 起误会的记述。对我来说“不输他人”的时代过去了，现在该“与世 无争”了。 我怀着感恩之心完成了这次写作，也想借此机会感谢所有帮助、 支持以及激励过我的人。 当然，这是抢时间写出来的，肯定有疏漏或不妥之处，敬请各 位批评指正。 吴建中 2025年7月31日
5 目 录 序言，3 1. 外交梦启，9 2. 机缘巧合，15 3. 新的起点，20 4. 双途交瑞，25 5. 走向开放，31 6. 初踏星邦，36 7. 书海杨帆，41 8. 第二故乡，45 9. 霍帙辑芳，52 10. 新梦启航，57 11. 新馆筹建，62 12. 两岸情缘，68 13. 樱情厚意，73 14. 馆际协作，79
6 15. 馆所合并，84 16. 规范达标，89 17. 图联竞选，93 18. 不辱使命，98 19. 两任双捷，103 20. 会议大使，108 21. 人大代表，114 22. 工学兼修，118 23. 初涉办博，124 24. 世博研究，130 25. 主题演绎，135 26. 政协委员，140 27. 好事多磨，146 28. 上图东馆，151 29. 学脉传承，156 30. 参政议政，162 31. 罗氏藏书，167 32. 决策咨询，172 33. 文脉新篇，177 34. 文化义工，182 35. 职海新航，188 36. 蜕变新生，193 37. 资源为王，198 38. 馆中之馆，204 39. 同舟共济，211
7 40. 知识导航，218 41. 书韵流芳，225 42. 濠梦央图，232 后记，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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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梦想是指引我们前行的灯塔。 ——泰戈尔 1. 外交梦启 我小时候梦想当外交官。虽然那时主流舆论是长大当工农兵， 但我心底里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并对外语外事特别感兴趣。 我的第一次“外事接待”是 1972 年 2 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我们 的任务是在外围确保尼克松安全。为了做好安保工作，我就读的红 光中学组织了一个 8 人接待小组，我是主动报名参加的学生代表。2 月 19 日上午，黄浦区政府开动员大会，传达了周恩来总理指示。周 总理说，这件事做得好不好将直接影响到国内外形势。上海是代表 全国人民参加这次接待的，要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 2 月 26 日，尼克松到杭州访问，次日来上海。为了防止突发事件， 接待小组 8 人晚上都睡在学校。27 日从上午 7 时到晚上 23 时，我们 一直在待命，其中有 3 个小时站在马路上执勤，由于天气太冷，我 向共同执行此次任务的沪南工务所黄浦养护队借了件大衣，但膝关 节还是冷得受不了，“想到我们执行这样的任务是为了保卫毛主席 革命外交路线，天冷有什么了不起呢？”。23 时，学校通知我们回 家待命。28 日上午 6 时 30 分我们到校集合。11 时上级来电话，说
10 尼克松已乘坐飞机回国。虽然没见到半个美国人，但上级表扬我们 成功完成了任务。 1972 年 3 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业余外语广播讲座，我不仅 买了广播英语教材，而且还在 3 月 3 日的日记里写下了周一至周六 以及周日的播音时间。另外我还加强自学，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北 京外交学院编辑的《基础英语教材》，在日记里写道：“我一定要学 好外语，争取在毕业之前掌握好基础外语，能看一般性的外语小说， 我决心努力”。 原先我们属 72 届，后来学制延长一年，变成了 73 届。1973 年 7 月即将毕业的时候，班主任王侠飞老师找我谈话，说学校有去上海 师大学外语的名额，问我想不想去，我毫不犹豫地说想去，几天后 就与上海师大招生办的老师见了面。招生办的老师待我很好，到大 学报到时还特别问我，想上英语班还是少数语（日、德、法语）班， 她暗示我进少数语班，因为英语有 4 个班，少数语各一班。由于我 自学过广播日语， 就选了日语。进了 日语班，我成了班 级的临时召集人。 由此开始了干校外 语培训班的学习生 活。 干校外语培训 班建立于 1972 年，为了适应中国与美日等发达国家恢复外交关系， “迫切需要培养一批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的外语人 才”。根据当时上海市委领导对沪委组 [72] 第99号“关于选拔、
11 培训外事工作干部的请示报告”的批示，从 72 届中学毕业生中选拔 600 名学生，分别进入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外语学院的 “五七”干校培训学习。上海师范大学的第一批 200 名学生先在江 苏大丰，1973 年春天移到奉贤县柘林地区。73 届是第二批，直接进 入奉贤干校学习。 刚进干校的时候很不适应，但心里是有准备的，而且上一届同 学说他们在大丰农场开荒时更苦，我们这点苦头根本算不了什么， 咬咬牙就挺过来了，毕竟还有一个盼头。几个月集中劳动以后，进 入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模式，以前我们这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的人在劳动时总是很被动，拿起书本以后开始飘飘然起来，我甚至 提出既然是边劳动边学习就要活学活用，在劳动中，我带头边说日 语边劳动。差不多同时，学校开始了批判“智育第一”回潮的运动， 我便成了“智育第一”的活靶子，班里好几次开批评会。整整一年 多，我都没有缓过气来。后来我逐渐认同大家对我的批评，知道我 的问题不只是“智育第一”，而是“骄娇两气”在作怪。找到问题的 根源，心里敞亮了，精神也振作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那次 “栽跟斗”，我后来的路不会走得那么顺畅。 后来无论是学习还是劳动，我都不那么“张扬”了。我自愿当植 保员，起早摸黑到农田里干活，我们班轮岗干炊事活的时候，我还 两次与同学一起杀猪，只要是自己能干的，再脏再累也不怕，并注 意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有一次我的双脚都被戳破了，不敢去医 务室包扎，因为马上就要插秧了，生怕别人说我逃避劳动，我在日 记里写道：“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有了精神就能克服一切困难”。但 我不放过任何可以学外语的机会，如白天听报告时，我悄悄地练习
12 “同声传译”，翻译不出来就记在本子上，晚上躲在帐子里查字典， 背一些好词好句。我知道学好业务才是硬道理，以后总是有用的。 我的第一次翻译实习是 1974 年 8 月 15 日，日本知名友好人士 黑田寿男先生率领的日本东北信越农民代表团访问上海师大本部 （现华东师大中山北路校区），学校安排我和同班张莲群同学接待。 我们一早从奉贤五七干校赶到市区。一开始担心胜任不了，但知道 有随团翻译我们安心了。代表团参观了生物系和图书馆，我尽量找 机会多和日本人对话，他们能听懂我的话，说很标准，但他们的话 却很难听懂，我很着急，老是要对方再说一遍。随团翻译悄悄跟我 说，没关系，都是客套话，大致意思翻译一下就可以了。快分手的 时候，日本朋友给我一个纪念章，我回赠了新买的钢笔。后来同学 笑我说，纪念章 本来就是送礼用 的，你的那支钢 笔人家还不稀罕 呢。虽然有些后 悔，但这次接待 对我来说很值得， 它让我看到了自 己听力上的不足 和今后努力的方 向。 我第一次独当一面当翻译是临毕业的时候了。1976 年 10 月 12 日，我们来到金山石化总厂毕业实习。金山石化总厂引进了大量日 本成套石油化工设备，急需一批日语翻译。一到厂里，我就被安排
13 接待日本专家筱原寅治先生。筱原先生每周要给技术人员上两次课， 我去的第二天，负责技术课翻译的老翻译因急事回上海，厂领导叫 我代他几天。当时心里很紧张，一来石化业务不熟悉，二来没有课 堂翻译的经验，但如果不接受下来，工程进度就会受到影响。为了 完成好这次任务，当天晚上没有睡觉，我把与课程有关的单词和术 语都背了下来，第一堂课勉强挺过来了，刚想松口气，厂领导说老 翻译最近回不来了，要我继续代下去，我喜欢挑战，凡事越困难就 越来劲。后面的几堂课都比较顺利。其实，技术翻译用词比较单纯， 掌握了一定的词汇量心里就有底了，最怕的是否定句与肯定句搞错， 都是成套大型设备，出了问题后果是难以想象的。12 月 27 日，金山 实习结束时，班主任梁妙珍老师给我一个锻炼的机会，在与日本专 家告别时要我当翻译，据说反映还不错。与筱原先生在一起 2 个多 月，分手时都有点依依不舍，筱原先生希望我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 进入学期第 4 年，我们结束了在干校的学习，来到上海师大桂 林路校区继续学习。 按原定计划第4年三 分之二时间学习，三 分之一时间劳动。这 是1974年3月13日 上海师大党委副书记 范应娄和外语系领导 一行来干校传达市委 关于外语培训班工作方案的时候就定下来了，但也许是四人帮粉碎 的原因，加快了回城学习的进程。
14 在桂林路校区的学习一直到 1978 年 1 月 19 日毕业，我和同班 江丽临同学被分配在外语系当助教。那时考虑最多的不是能不能当 外交官的问题，而是自己的身份和出路问题，我们被告知不算大学 毕业，只有专科毕业证书。 参考文献 1. 上海市高等院校招生分配办公室. 关于从七二届中学毕业生 中选拔、培训外语人员具体意见（苏智良主编. 上海五七干校忆往.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年）. 2. 汤涛. 华东师范大学1972—1980年更名“上海师范大学”始 末. 2018-07-26.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90963. . 3. 吴建中日记. 图1. 73届日语班25位同学与班主任黄宝琼老师、年级组姜国 祥老师和张文忠老师，摄于 1974 年。 图2. 73届日语班25位同学与班主任梁妙珍、日语老师肖强和 年级组老师余章生，摄于 1977 年。 图3. 毕业证书。
15 人并不总能按第一志愿行走。而且， 第一志愿并不一定对自己是最好的。 ——渡辺和子 2. 机缘巧合 1978 年 1 月毕业后留校分配到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工作。1980 年华东师范大学正式恢复并与上海师范大学分开前，我已来到校本 部中山北路校区，与几位来自校外的日语老师一起，培训一批宝山 钢铁总厂一年制代培生， 为了让这批同学在一年内成为合格的口译人才，这段日子里， 我与同学们同吃同住同学习，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我要求他们 只说日语，有一位同学不喜欢开口，但对日本古文学感兴趣，我就 硬让他把书扔掉，一心练好口语，并反复要求大家除了练好口语， 别无选择。为了引起他们对口语的兴趣，我在课余时间教他们学唱 日语歌，并把自己边看电影边翻译的方法传授给他们，那时日本电 影《追捕》正在热映，我把影片中所有的台词打印出来，让他们背 诵。之所以选择《追捕》，是因为这部电影很少有地方口音，且语速 稍快，我叫他们边看电影或录音边练习，既要掌握发音，又要提升 语速，像日本人平常说话一样。从外语的角度来说，日语是比较容 易上口的，有的同学学了半年多就可以从事简单的外事接待了。
16 与此同时，我也在准备报考北京大学日语专业刘振瀛先生的研 究生。刘先生在日语界知名度很高，既是教育家，又是文学家。这 次只招两名研究生，需要懂日英两种语言，我当时英语有点基础， 便信心满满地投入备考，考完后自我感觉良好，但最终落榜对我打 击很大，很长一段时间缓不过气来。外交官之梦破灭后的那段时间， 总体上处于消沉和彷徨的状态，也懒得写日记了，一心想的就是文 凭和出路。 宝钢代培生毕业后，教员也各回原处，我被再分配到 1979 年 2 月新成立的图书馆学系。那时系里要招研究生，我就试着报考图书 馆学专业研究生，幸运的是，在 32 名考生中，我的考分排在第二， 于是就当上了图书馆学系首届研究生，跟从导师李芳馥教授（上海 图书馆副馆长）学习“外文书刊采集”专业，同时以助教身份给系 里的本科生上日语 课。 其实，考图书馆 学专业只是为了谋 出路，补名分，一开 始并没有太上心，而 且很多好朋友甚至 与我同教日语的老 师嘲笑我，怀疑我是否真的甘心一辈子扎在图书馆。他们了解我， 知道我一心想干大事，有的还预言，没多久我就会跳出图书馆这个 圈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交往频繁，但日语人才稀缺，外事部门 经常来校借调翻译，于是我时常有机会参加市外办和国际旅行社安
17 排的接待活动，我也乐意外出交流。那段时期结识了不少日本朋友， 其中一位是分管图书馆的京都府宇治市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依田孝一 先生，他知道我在学习图书馆学，就给我寄了一些有关图书馆的日 文书籍。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并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编辑了《图 书馆学专业日语注释文选》（华东师大图书馆学系油印版）作为日 语课教材，翻译了日本出版的《图书馆概论》，还编制了《日汉图书 馆学词典》，编书的过 程也是学习和了解国 外图书馆事业的过 程，虽然这几本书都 没能正式出版，但这 些努力没有白费，成 了我踏上新旅程的垫 脚石。 当时还有一位与我交往较多的日本友人伊藤道治教授，他是日 本知名的甲骨金文及殷周史学者，我与他通信来往多年，有一次他 希望我把华东师大历史系吴泽教授介绍给他，我就上门找到吴泽教 授，并在伊藤道治教授访问上海时让两位教授在华东师大见了面。 学校外事部门领导知道后大 为光火，说我无组织无纪律， 并告诫我远离外事，说这是外 事部门的事情，当时不仅日本 图书馆情报大学给我赴日深 造的机会落空了，而且我也不 敢再与伊藤教授主动联系了。
18 研究生课都是在李芳馥先生的家里上的。李先生是上海图书馆 1952 年建馆时的首任馆长，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相 当好，虽然上课用的是中文，但几乎所有的参考资料都是英文。每 次上课前，李先生先开列参考书单，然后让我（和旁听生吴建明， 曾担任上海图书馆业务处处长）到上海图书馆去查找，这些书都是 李先生采购并看过的，所以他一般都叫得出书名。我上手很快，不 仅在短时间内掌握了图书馆采访学的要领，还写了一篇题为“论选 书”的论文投给《黑龙江图书馆》（后改为《图书馆建设》）杂志， 该刊主编是我国知名图书馆学家赵世良先生，赵先生对本文给予高 度评价，并将它刊发在《黑龙江图书馆》1983 年第二期头版（第 16页）。 我的研究生论文是对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多期进口图书目录 的评价，我觉得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外文文献是关键，进口图书目 录要起到导航和参考的作用。为了写好这篇论文，我多次去北京拜 访该公司的两位前辈王恩光先生和许邦兴先生，他们两位不仅给予 我热情指导，而且提供了不少资料，为我撰写这篇以批评为主的论 文大开方便之门。毕业论文答辩会开得很顺利，答辩会还没有开完， 就已宣布论文获得通过。1983 年 1 月 28 日，我收到许邦兴先生给我 寄来的《外文图书发行》报，其中有他写的“喜读吴建中的学位论 文”一文，并来信说公司还专门就论文提出的问题开了两次座谈会。 临毕业的时候，知名图书馆学和社会学家、华东师大图书馆馆 长兼图书馆学系主任陈誉教授找我谈话，了解我的毕业志向。一方 面我觉得大学束缚较多，一方面上海图书馆有意接纳我，就主动提 出到上海图书馆工作。从 1982 年 8 月毕业至11 月走上新岗位之间，
19 我与在华东师大图书馆工作的李庆芳结为伴侣，由此开启了人生和 事业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 吴建中日记. 图1. 华东师大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录取通知。 图 2. 1980 年 8 月接待日本关西地区教育代表团，右 2 为伊藤道 治教授。 图3. 作者与李芳馥教授在教授住宅外合影。
2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老子 3. 新的起点 1982 年 11 月 15 日，我正式入职上海 图书馆，开始了图书馆员的职业生涯。当 天我在日记中写道：也许这就是我人生中 最大、最重要的转折。我要珍惜自己宝贵 的青春，克己奉公，刻苦钻研，努力成为 一名“四化”（注：现代农业、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建设的重要人 才。 上海图书馆成立于 1952 年，位于市中心人民广场西端，由跑马 厅建筑改建而成。看台为主体建筑，是对外开放的阅览室和书库， 除钟楼外，楼高五层，院子里有一条沿南京西路和黄陂南路的三层 围廊建筑，是办公和采编等部门。东西两楼之间相隔 30 至 50 米， 中间有一个小花园。 图书馆员与外交官这两个职业反差很大，前者内向，后者外向， 几乎是两个极端。一开始很不习惯，我所在的外文采编组在西大楼 三层，平时格外安静，除了打字声，就是翻页声，对我这个好动的
21 人来说，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干一辈子，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分管副 馆长韩静华老师跟我说，这里是整个图书馆最高端的部门，要尊重 和学习老同志。确实，从事外文采编工作的不是毕业于名牌或教会 大学的，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如邱清泉的公子邱国谓是采编部副主 任，分管外文采编工作，隔壁书目部徐霭是抗美援朝时期的英文翻 译。来这里工作，精神上还是有准备的，前几个月里我很少说话， 认真听仔细看，虚心向前辈学习。我兼做采购和编目，采编是技术 活，图书编目更需要掌握繁琐的分编规则，必须一步一步地学。我 们会将西大楼编好的书每周两次搬运到东大楼，一到搬书的时候， 大家都自觉地穿上各自准备好的工作服，把约 20 本书放在一块坚硬 的木板上，默默地从三楼搬到一楼，然后穿过院子，到西大楼，或 坐电梯上三楼参考阅览室，或进一楼的大书库。除了我，似乎所有 的人都习惯了。我提出在东西大楼之间安装传送带，但没人响应， 韩老师不满地跟我说，就是你主意多。碰壁后我不敢多说了，在干 校因“骄娇两气”栽过跟斗，多说了人家会以为我怕吃苦，相反为 了表现好一点，每一次我都比别人搬更多的书，但心里想着：一定 要改变！ 我在外文采编组的时间不长。1983 年夏，馆里根据上级指示要 建一个联合国托存图书资料室，托存的资料包括联合国中英文出版 物和文件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 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出版物。馆领导将我和书目部柳维理 （她后来去美国，在纽约某区公共图书馆当馆长）两人抽调出来负 责这一工作。我们出差到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联合国资料 阅览室学习考察，并通过各种信息了解有关知识。在不到三个月的 时间里，上海图书馆联合国托存图书资料室就对外开放了。管理方
22 式是我们自创的，不仅研制了一个简易分类法，而且将划到卡做成 书卡大小放在目录抽屉里，既方便内部管理，又能供读者查阅。由 于很多都涉及国际最新的经济社会政策和统计资料，我们不定期出 快报，将这些资料向有关部门推介出去。从那时起就认识了上海科 技情报研究所缪其浩研究员，上海图书馆和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合 并后，我们都担任副馆（所）长。他是我们这里的常客，一有新的资 料我就主动推送给他。 由于筹备和开放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且社会反响很好，党总 支书记、副馆长王言夫亲自上门给予鼓励。联合国资料阅览室位于 楼梯口的位置，馆里一些同事常来找我们聊天，其中朱南给我的印 象最深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父亲是上海市政府高官，他 自己在大库工作多年。那时改革开放正起步，凡是文件没有明确规 定不允许的事情都可以大胆尝试，不少图书馆也在尝试“创收”， 我们商量后策划了一个大活动——上海市英语知识大奖赛。我们建 立了评审委员会，找来上海外国语学院、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的英 语老师当评委，复旦大学知名学者葛传槼教授也请来了，还拉了一 些企业赞助，其中最大的是上海飞乐电器。试卷发出去以后加印了 多次，甚至苏州和杭州等周边地区的读者也参与了。由于搞得规模 太大，我们自己都有点担心，印到近 5 万份时就紧急刹车了。我们 请财务组的同事帮忙，严格收费管理。但不足的是，当时在不得已 的情况下发了一些超出事先约定的劳务费，比如让同事把考卷送到 杭州和苏州的图书馆，由这两个馆帮忙散发。于是，从收入中预支 了路费及劳务费，由此白条越来越多，财务的同事多次提醒这样做 不合规范，但在活动推进的过程中这都是不得已的事情。对此我心 里很不安。活动很成功，新闻媒体包括上海电视台都作了正面报道，
23 但馆领导对此一直没有表态，我们忐忑不安，怕惹了麻烦。为此， 我和朱南两人没有拿一分钱劳务费。最后去掉所有成本，给馆里上 交了近 20 万元。当时不少图书馆尝试通过创收缓解经费压力，《图 书馆杂志》1985 年第 2 期还发表过“图书馆怎样搞创收才算合理？” 的文章，对此领导确实难以表态。但我心里明白其中的瑕疵和隐患， 并暗下决心，今后再也不干这类冒险的事了。 1983 年 3 月 21 日，我应复旦大学分校图书馆学系的邀请，为日 本专家盐见升教授两天授课担任翻译，这次上课难度较大，只有提 纲，没有教材，但由于我对图书馆业务比较熟悉，总体上很顺利。 1983 年 9 月文化部举办 的半年制英语 强化班开班， 馆里选派王仁 芳、周亢美与 我 3 人到北京 语言学院参加 学习，2日抵达 北京（英语强化班具体情况后续）。1984 年 1 月回沪后，除了继续 从事联合国托存资料工作外，我经常被邀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市 委宣传部也多次叫我参加市里的一些文化研讨活动。1985 年 1 月市 委宣传部召开有关文化外事工作研讨会时，思想研究室吴云溥主任 在会上介绍我是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当时我不敢对外提这件事，一 直不相信这是真的，上海图书馆的馆级领导都是 60 岁以上的资深专 家，我这么年轻不可能一下子成为馆领导。5 月宣布新班子前，文化
24 局领导找我谈话，虽然心里早已有底，但内心还是有点诚惶诚恐， 深知自己需倍加努力才配得上这一职务。后来我才知道，上级干部 管理部门早就把我列入“第三梯队”（被组织部门作为后备干部培 养的年轻干部）的培养名单了。1985 年我 29 岁，当上了全国第二大 图书馆的副馆长。我感谢组织给了我这么好的成长机会，并暗暗发 誓，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全身心地投入这一大有希望的事业！ 参考文献 1. 吴建中日记. 图1. 位于南京西路的上海图书馆老馆。 图2. 盐见升教授与上海图书馆界同仁合影，右3为上海图书馆 阮学光副馆长。
25 伟大事业并非靠力量去完 成，而是靠坚持和信念。 ——塞缪尔·约翰逊 4.双途交瑞 我的人生追求从两条线展开，一是外交官，一是图书馆，当不 相干的两条线出现交叉的时候，新的机会出现了。1984 年 3 月，我 应文化部邀请作为中国缩微技术考察团的翻译访问日本，回京后还 来不及回上海，就作为英语翻译全程陪同英国图书馆代表团一行到 北京、武汉和上海访问。一个月内同时承担日语和英语全程翻译的 事很快就在业界传开了。 说起英 语，我很感激 文化部组织 的为期半年 的英语强化 培训。从1983 年 9 月至 1984年1月， 上海图书馆
26 推荐周抗美、王仁芳和我 3 人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周抗美和王仁 芳在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有良好的语言基础，而我没有系统学过， 但我知道强化班的目标是口译，所以抓紧一切机会练习口语，一有 时间就找英语好的同学边散步边练口语。我的口语进步很快，加上 学习期间参加过几次翻译实习，结业典礼上代班老师作总结发言的 时候指明要我翻译，除了几个词出了点差错，总体上准确流畅，给 在场的杜克司长等领导留下深刻印象。 回上海后不久，就接到上级通知，要我办理出国手续，随中国 缩微技术考察团访问日本。当时，文化部根据中央领导“把全国收 藏的文献资料尽快用缩微办法复制出来”的批示要求，准备成立“全 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并建立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 林、湖南、湖北、山东、山西、四川、重庆、广州、南京、甘肃等 14 个拍摄点。我们的出访是在中心 1985 年 1 月正式成立前 10 个月，是为全国 缩微复制体系建设铺路的。代表团一行 5 人来自全国各地，4 位是专家，后来 都担任了中心的领导或技术总监职务。 1984 年3 月11 日起开始为期12 天的学习考察，目的是深入了解日本生 产的缩微摄影设备的品种、性能、水平， 缩微品的拍摄、冲洗、拷贝还原、检索 技术以及缩微品的保管使用、技术人员 的培训与考核等问题。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熟悉缩微复制技术及 其术语。就像在金山石化总厂实习时一样，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基本 掌握了缩微技术基础知识。
27 12 天的行程基本都在东京，主要在接待方的日本缩微复制公司， 然后走访国立国会图书馆、文部省文学研究资料馆、东京大学图书 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以及缩微器材生产单 位富士照相胶片公司、佳能公司等。行程表排得很满，一站接着一 站，每天不是参观就是听课，没有一天是轻松的。代表团成员都是 带着问题去的，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密集提问和讨论。如果没有 下一站的话，通常会拖延到很晚。回到住所，大家还不停地讨论， 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我也要跟进他们的话题，否则第二天就无 法确切地将问题带到会场。给我们上课的都是高级技术人员，不仅 精通业务，而且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我们住 在公司的招 待所里，5 人 挤两个房间。 日本的住房 不仅空间小， 而且隔板都 很薄。我们说 话声音响，争 论时像吵架 一样。白天没有解决的问题，晚上继续讨论。邻居见到我们只能委 婉地说：“你们很认真啊，把工作都带到家里来了。”我们每天像上 下班一样，与市民一起挤地铁。日方告诉我们，为了准时抵达考察 点，地铁出行是最佳选择。这样的话，我的任务更重了。翻译不仅
28 是译员，而且还要像导游一样，安排并解决好行程中各式各样的问 题。 那时我 二十七、八 岁，正是精 力最旺盛的 时候，再加 上事先做足 了功课，可 能是脑子始 终绷紧的关 系，整场整 场地翻译下来并不觉得怎么疲劳。双方领导喜欢摆弄一些古诗词， 也正好配我的胃口，因为平时我特别喜欢摘录好词好句，这时派上 了用场。人家以为我的日语很好，其实都是平时背出来的。 回国的时候，机场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负责接待我们的日方 负责人远远地招手让我过去，他握着我的手，只说了一句话：“你 很优秀！”（あなたは素晴らしい！）听了这句话，我眼眶都湿了。 整整 12 个日夜，总算圆满完成任务了。 回到北京，还来不及返沪，就接受了陪同英国图书馆代表团的 新任务。在等待的几天里，我很快转换情景，熟读英语， 代表团的访问主要是讲学，之前给了我演讲稿，我负责翻译团 长、大英图书馆参考部总监亚历山大·威尔逊（Alexander Wilson）先 生的报告，他报告的题目是“图书资料保存与使用的矛盾处理”。
29 虽然在北京访问期间翻译出了一些小差错，但到武汉和上海就已经 很顺利了。 代表团成员中还有图书馆学教授和公共图书馆馆长，其中彼 得·哈佛—威廉斯（Peter Havard‐Williams）教授，曾经是国际图联 的副主席，担任过欧 洲理事会图书馆的馆 长。在当时，这样的层 次是比较高的。代表 团在北京访问了 3 天 后，4月9日和10日 应湖北省图书馆学会 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 系的邀请，代表团在武汉大学作学术报告。4 位英国专家都做了报 告，我仍负责翻译亚历山大·威尔逊先生的演讲。然后，11 日至 13 日，我随代表团一起来到上海，在上海主要是参观考察。有一次我 们从复旦大学图书馆回酒店时路过乍浦路上虹口图书馆的老馆，有 人告诉他们说这是一个区级图书馆，代表团一成员提出要去看看， 一方面担心安排太紧，一方面图书馆门面很杂乱，我们没有同意， 但他们执意要看，团长风趣地说，我有一个图书馆鼻子，闻一下就 足够了。我们只好再绕回来，本来他们对上海的印象很不错，但这 一下搞砸了。代表团住在淮海中路上的一个独栋西式公寓，我方按 特殊贵宾的要求接待，他们都感到满意，但回国的前一天发生了一 件不愉快的事，哈佛—威廉斯教授丢了 50 英镑。我们大家都很着急， 翻箱倒柜地找，本来安排好晚宴上唱唱歌，这下兴致全无。团长反
30 复说没事，但我们觉得不是小事。第二天出发前，团长告诉我们说 钱找到了。我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但心里很不爽，外事无小事啊。 参考文献 1. 吴建中. 出国是个苦差事. 世纪，2021（2）：52-56. 2. 陈超. 上海市志·图书馆事业卷（1978-2010）. 上海：古籍出 版社，2021. 3. 吴建中日记. 图 1. 1984 年 1 月文化部英语强化班毕业合影。 图2. 北京语言学院结业证书。 图 3. 1984 年 3 月中国图书馆缩微技术考察团访问日本留影。 图4. 中国图书馆缩微技术考察团访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右 1 为荒尾正浩馆长。 图 5. 1984 年 4 月接待英国图书馆员代表团，作者与亚历山大·威 尔逊、彼得·哈佛—威廉斯、萨福克郡图书馆馆长彼得·拉布登（Petes Labdon）和南安普敦大学图书馆馆长伯纳德·奈勒（Bernard Naylor） 在北京故宫前合影。
31 书是为用的。 ——阮冈纳赞 5.走向开放 1985 年 5 月上海图书馆新班子上任后，我主要分管对外开放部 门，阅览部、参考阅览部和少儿馆等。吴龙涛副馆长分管采编部和 报刊部，他把报刊阅览室从阅览室分离出来，实行报刊采编阅览一 条龙，全面开架，在全国图书馆界开创了大规模报刊开架阅览之先 河。一开始（中文）阅览实行半开架，参考阅览除工具书外基本实 行闭架管理。后来我们努力将中文图书阅览实行全开架，但经历了 一个曲折的过程。 开架的风险是破损和丢失率会提高。我先查阅了国外有关这方 面的信息。日本图书馆协会出版的《中小城市公共图书馆管理》中 提到图书馆允许有 5%左右的丢失率，美国也有每年图书丢失率为 2% 至 5%的报道。即使在上海，书店也有盘亏率，约 0.4%至 0.6%，只 要实行开架，多少都会有损失。所以我告诉大家放心大胆地扩大开 架。但部分员工从财产的角度看问题，对全面开架有不同意见。我 馆中文复本一般都是 3 至 5 册，不可能全部都永久保存，剔除是正 常的。有一天，我在阅览室巡视时见读者投诉，说书又老又旧，觉 得奇怪。后来一位老员工把我领到一个小房间，跟我“自豪”地说，
32 他把好书都藏起来了。打开柜子一看，原来这些又新又好的所谓“精 品书”都被他藏在内部柜子里了。我马上跟他说，把这些书都拿到 开架区去。这位员工觉得很委屈，他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我反 问他，你放在这里干什么啊？大库里不是都有复本吗？他一开始不 理解，但最后不得不照我说的做。图书馆员与读者之间也有一个相 互信赖的过程，过去书少，大家抢着看，开架范围大了，秩序反而 更好了。 参考阅览部在三楼，读者从服务柜台借大库的书刊，然后到多 个小型阅览室阅览。大套化工期刊和科技报告实行半开架。原先就 有参考咨询组，我们扩大了参考咨询业务，并把联合国托存图书资 料室搬到这里，把参考咨询的翻译服务和托存图书资料室的翻译服 务整合在一起，方便了研究型服务的需求。 我常常与部门主任开会分析读者意见，其中较突出的问题是调 阅库房图书时间过长的问题。读者调阅库房图书一般都要半个小时 以上，大家告诉我，这已经不错了，并举国外大型图书馆如美国国 会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的例子，说它们那里都要 40 分钟左右。我跟 大家说，既然读者有意见，我们能克服就克服一下吧，并于大库的 同事们商量，跑库勤一点，争取 20 分钟内完成。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我们对外提出了 20 分钟取书的承诺，虽然员工辛苦了，但读者 反映很好。 对外开放部门员工的工作很辛苦，而且也常在服务中遭受一些 委屈，一位年轻女同事还莫名其妙地被无理读者挨了一记耳光，当 时我提出要设立“委屈奖”，但班子没有同意，我们只是精神上给 予安慰。当时有些小组自发实行“三班两轮制”，实际上就是拉长 工作时间，减少工作天数，班子领导知道此事，认为一定要纠正，
33 但我心想，员工超负荷工作，作为分管领导给不了钱只能给时间啊。 所以表面上下去批评几下，实际上采取默认的态度，但心里总觉得 这件事这样处理不妥。 西大楼原先的看台经改装后，增加了室内面积，变成了自修室 和阅览室。后来我要求关闭自修室，一半用来讲座，一半用来展览。 关闭自修室是一个很冒险的行动，以前图书馆门口排长队被誉为城 市的一道风景线，每天一早都有很多读者赶来抢座位。其他馆领导 也提醒我考虑得充分一些。但我坚持认为，自修不是图书馆的主业， 腾出空间可以开展更多创新的业务。读者投诉很多，有的读者甚至 投书报社，由于事先与媒体记者打了招呼，“危机”没几个月自然 化解了，以后在上海图书馆再也没有恢复过自修室。 原先图书馆搞一些展览，都是从馆里临时抽调人员来帮忙。两 位很有才艺的馆员杨泰伟和孙幼丽建议设立展览组，专职从事展览 业务。当时市 里博物馆、美 术馆不多，所 以艺术家们也 都把在上图办 展看作是高规 格的市级活动。 展览组设立以 后，展览就成 为一项常规性的业务，展览也越来越专门化了，一些申办者甚至表 扬我们的策展方式比博物馆、美术馆更专业。1987 年，英国玛格丽 特公主访问上海，英国驻沪总领事馆专门为她的访问举办了一场英
34 国插图艺术展。这次展览采用的是不规则的艺术型钢制展架，文化 领事从头到尾跟我们一起筹备。但其中有一段小插曲，开幕的前一 天，保洁员拖地板时用力过猛，推倒了一大批展架，造成部分展架 损坏。平时风度翩翩的文化领事发了一通有失风度的脾气，好在大 家很争气，正式展出时几个破口处由于衔接得巧妙几乎看不出来。 展览很成功，反响也很好。 上图讲座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1978 年就开始了，在全市有很高的 知名度。讲座有一批固定的听众，主要是来自企事业单位的宣传干 部，不愁会费的问题，是图书馆的一个稳定创收来源。为了扩大影 响，在保持原有系列的基础上，我们扩大了讲座系列，并与文汇报、 市政协等机构联合举办专题讲座，后来规模越办越大，开始租用剧 院举办大型讲座。据说不少专家学者借了在上图讲座的机会成为社 会知名人士。与报社联合举办讲座的好处是宣传渠道畅通了，一些 好的讲座不仅得到优先报道，而且还整篇幅地在报纸上刊登出来。 到了淮海中路新馆后，讲座和展览合并成为会展中心，活动规模更 大，影响力更高。在 2003 年 8 月国际图联柏林年会 上，我与讲座中心赵景国 主任不仅在研讨会上发言， 宣传上图讲座活动，而且 以“城市教室”为题在专题 展区（poster session）作了 展示。后来我们又在全国 讲座交流会上，提出将讲座和展览纳入图书馆核心业务的一个有机 组成部分，在业界引起较大反响。
35 参考文献： 1. 陈超. 上海市志·图书馆事业卷（1978-2010）. 上海：古籍出 版社，2021. 2. 日本図書館協会編．中小都市における公共図書館の運営． 東京：日本図書館協会，1963. 3. 伊藤昭治，山本昭和．本をどう選ぶか．大阪：日本図書館研 究会，1995. 4. 吴建中日记. 图1. 作者与英国驻沪总领事馆文化领事合影，左2为杨泰伟， 右 2 为孙幼丽，右 1 为孙慧娥。 图2. 作者与赵景国在国际图联柏林年会上合影。
36 旅行最初的魅力在于你误以为自己发现了新 世界，后来才明白，是世界重新发现了你。 ——维迪亚达·苏莱普拉萨德·奈保尔 6. 初踏星邦 1985 年 6 月 14 日，刚上任副馆长没几天我就应美国新闻总署的 邀请作为“国际访问者”计划的一员访问了美国。 虽然不是第一次出国，但一个人来美国还是有点不习惯。走出 华盛顿特区杜勒斯国际机场已经是深夜，美方接待人员把我送到一 家四星级宾馆，安排入住后就离开了。 我随陪同来到美国 新闻总署大楼后才知道， 这次“国际访问者”计划 专门是面向图书馆的，有 10 多位来自各国的图书 馆学教授和馆长。我被编 入一组，与来自德国、意 大利、爱尔兰、希腊、以色列、泰国和墨西哥的同行在一起。负责这 次访问团的美方负责人是曾经在美国之音担任主持人的白小琳女士， 访问团成员一一做了自我介绍后，白女士就为期一个月的访问日程
37 作了布置和安排。代表团所有成员先在首都华盛顿和纽约两市访问 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随后分两个小组到各地访问，再安排一周 在志愿者家里与美国人同吃同住，最后回首都华盛顿汇合。访问期 间，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谈了自己的考察感想。 在首都华盛顿访问期间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国会图书馆，而是 60 公里之外的巴尔的摩市图书馆，据说这是美国首个书店式图书馆， 整个图书馆像书店一样实行开架借阅。在纽约，我们不仅参观了位 于 42 街的纽约公共图书馆，而且还在曼哈顿分馆看到了诸如职业信 息中心和残疾者服务设施等国内公共图书馆很少见的服务。 分组活动后，我随 第一组成员到奥斯丁 市和西雅图市访问。说 是考察，实际上很轻松， 只是参观和座谈，没有 正式的研讨活动。小组 不设组长，大家轮流主 持，每到一个参观点，轮到谁就由谁代表小组讲话。周末没有正式 安排，在奥斯丁市，我们利用周末租车开了几十公里去圣安东尼奥 市旅游。在西雅图市，印象最深的是西雅图残疾人图书馆，该馆不 仅规模大、资料多，而且还有一个专门为视障者设立的“盲人之友” 电台，我们还特地到演播室观看电台直播。 第三周，我被安排到芝加哥市郊的一个志愿者家庭与他们同吃 同住，我先到目的地，在家门口等候两个多小时，一直到男女主人 下班回家。接下来周末两天帮主人家清理房间，这是一个约 200 平 方米刚装修完的小楼，两天的劳动很辛苦，尤其是要小心铲除多余
38 的油漆，手都磨出了血泡。 从周一至周五夫妇俩为我 安排好在芝加哥市访问的 日程，然后各自活动，晚上 回小楼。这次访美不太愉快 的就是吃住在志愿者家的 那一周，但我一直没有提这 件事。 最后几天回到华盛顿特区继续活动。7 月 23 日下午美国新闻总 署开欢送会，我把带去的一幅画拿了出来，作为礼物送给了接待方， 所有人都在画上签名留念。 这次活动增强了与各国图书馆同行之间的交流，如意大利博洛 尼亚大学的路易吉·巴尔萨摩（Luigi Balsamo）教授是知名的书目学 家，他专门送我一本他的著作， 后来我留学英国期间他还专门 来威尔士看我。后来也常在国 际会议上与其他几位见过面。 在出访前，文化部通知我 作为中国图书馆代表团成员出 席 8 月中旬在芝加哥举行的年 会，所以在“国际访问者”计 划结束后，考虑到安全因素， 我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招 待所住了 20 来天，直至 8 月 16 日离开纽约。
39 在纽约的近一个月我做了两件事，一是通过中国驻联合国代表 团介绍，到联合国哈马舍尔德图书馆实习了两周，一是与中国驻纽 约总领事馆官员一起走访了纽约市文化部门。 哈马舍尔德图书馆由一个总馆和法律及统计两个分馆组成。实 习期间我尽量抓紧机会考察各部门情况，有近一周的时间我被安排 在参考组。参考柜台设在入口处，由于读者基本上是来自各国的外 交官，馆长特别提醒我要认真、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来访者。那时该 馆已使用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不仅现代化程度高，而且参考咨询也 很有特色。回国后我写了一篇“联合国哈马舍尔德图书馆的信息管 理和服务”的文章（《情报资料工作》1986 年第 3 期），对该馆情 况作了详细介绍。 实习结束后，我找机会与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王合文化领事 专门走访了纽约市文化局（英文名称为文化部），对纽约市的文化 发展及政策作了较全面的了解，那次访问收获很大，回国后我将访 问内容以“我所看见的美国城市文化”为题发表在上海市委宣传部 的内部刊物《思想研究内参》（第 37 期，1985 年 10 月 27 日）上。 16 日飞往芝加哥， 与以北京图书馆（现国 家图书馆）丁志刚副馆 长为团长的中国图书馆 代表团汇合。在国际图 联芝加哥年会上，我找 机会让丁志刚团长和来 自台湾的胡述兆团长见了面，虽然双方话不多，但气氛不错，这可
40 是改革开放后两岸图书馆员首次面对面的交流啊。8 月 25 日，我从 芝加哥经纽约回国。 前一个月的“国际访问者”项目由于是美方邀请的，接待方给 我们发了每天 100 美元左右的生活费，但访问期间，一位泰国同行 为了省钱硬要与我同住一个房间，其实我很不愿意合住，但也不好 意思拒绝，因为只有我们两位是亚洲来的，所以比较谈得来，在纽 约期间花了一些，但由于住宿不贵，最后我把余下的 1000 多美元都 上交给了上海图书馆。但上交后只能按正常出访的报销规定处理， 反而给财务带来不少麻烦。 参考文献 1. 吴建中. 美国图书馆事业印象记. 图书馆杂志, 1986 (1): 71-75. 2. 吴建中. 美国城市文化一瞥, 世界经济导报, 1985-12-16. 3. 吴建中日记. 图1. 在美国之音总部接受采访。 图 2. 访问团成员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与图书馆学系教 授交流，左 2 为周原。 图3 与“国际访问者”计划的国际同行一起，左2为路易吉·巴 尔萨摩教授。 图4 国际图联芝加哥年会上与丁志刚团长在一起。 图5. 美国新闻总署“国际访问者”计划证书。
41 图书馆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学 ——佚名 7. 书海扬帆 早期上海图书馆的馆领导大多数都是社会知名人士，除顾廷龙 先生、李芳馥先生外，还有老报人严独鹤先生、实业家郭学群先生 等，当副馆长以后，社会活动一下子多了起来。班子有纪律，除了 上级部门安排的，一般都不参加，且外出要向党总支陈雷书记请假。 在所有社会活动中，值得一提的是市委宣传部组织的文化发展战略 研讨活动和市委统战部组织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 从 1985 年至 1986 年，上海开展了文化发展战略大讨论，参与 研讨活动者多达上千人，虽然我是这批人中较年轻、较受关注的， 但不是文化领域的专家，总体上涉入不深，只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和协助者。因为我算是市委宣传部短期借调的，所以有时候要与部 里其他同志一起做一些会务工作。在活动中认识了很多文化艺术界 和知识界的知名学者，并多次参加一些内部研讨。与此同时，我利 用图书馆讲座这一舞台，与文汇报理论部共同组织了专题讲座，当 时我们组织的“系列十讲”邀请的都是知名人士，如李泽厚、孙长 江等来自北京的大学者，社会影响很大，为了让更多听众参加，我 们租用了大剧场。讲座前后文汇报及其他新闻媒体都争相报道，有
42 些讲座内容还在文汇报专版刊登。由此，图书馆的社会影响扩大了， 那时上海图书馆的名字几乎天天出现在新闻媒体上，甚至有读者还 来到图书馆打听不是由我们组织的其他社会讲座，似乎把上海图书 馆看作是整个上海的讲座信息中心了。 文化发展战略研讨活动持续了一年多，促成了 1986 年《上海城 市文化发展战略规划》的出台，对上海整个城市的文化布局和战略 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上海歌剧院、东方明珠、上海影视中心、上海 博物馆、上海图书馆等地标性文化建筑就是在那个时候启动的。 那一时 期，我参加 了由市委宣 传部组织的 干部强化班， 学员来自宣 传系统各个 部门。实际上这是干部考察的一种形式，具体组织以干部处为主。 学习内容包括形势分析、文化研究、科技发展以及干部政策等，刚 卸任宣传部部长的王元化先生做了首场演讲，报告人中也有中青年 学者，其中有刚崭露头角的华东师大中文系许子东教授。分组研讨 和文化参观穿插其中，我还在小组讨论中以“访美归来谈文化”为 题，做了专题发言。最后还有结业考试，内容有点像政治考卷，虽 然没有公布分数，但我估计自己的分数一定不高，都是我不太熟悉 的内容。学员基本上是处级以上，后来大部分都得到提拔，成为局 级甚至部级领导干部，如解放日报总编辑周瑞金后来成为人民日报 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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