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但馆领导对此一直没有表态，我们忐忑不安，怕惹了麻烦。为此， 我和朱南两人没有拿一分钱劳务费。最后去掉所有成本，给馆里上 交了近 20 万元。当时不少图书馆尝试通过创收缓解经费压力，《图 书馆杂志》1985 年第 2 期还发表过“图书馆怎样搞创收才算合理？” 的文章，对此领导确实难以表态。但我心里明白其中的瑕疵和隐患， 并暗下决心，今后再也不干这类冒险的事了。 1983 年 3 月 21 日，我应复旦大学分校图书馆学系的邀请，为日 本专家盐见升教授两天授课担任翻译，这次上课难度较大，只有提 纲，没有教材，但由于我对图书馆业务比较熟悉，总体上很顺利。 1983 年 9 月文化部举办 的半年制英语 强化班开班， 馆里选派王仁 芳、周亢美与 我 3 人到北京 语言学院参加 学习，2日抵达 北京（英语强化班具体情况后续）。1984 年 1 月回沪后，除了继续 从事联合国托存资料工作外，我经常被邀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市 委宣传部也多次叫我参加市里的一些文化研讨活动。1985 年 1 月市 委宣传部召开有关文化外事工作研讨会时，思想研究室吴云溥主任 在会上介绍我是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当时我不敢对外提这件事，一 直不相信这是真的，上海图书馆的馆级领导都是 60 岁以上的资深专 家，我这么年轻不可能一下子成为馆领导。5 月宣布新班子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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