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式是我们自创的,不仅研制了一个简易分类法,而且将划到卡做成 书卡大小放在目录抽屉里,既方便内部管理,又能供读者查阅。由 于很多都涉及国际最新的经济社会政策和统计资料,我们不定期出 快报,将这些资料向有关部门推介出去。从那时起就认识了上海科 技情报研究所缪其浩研究员,上海图书馆和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合 并后,我们都担任副馆(所)长。他是我们这里的常客,一有新的资 料我就主动推送给他。 由于筹备和开放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且社会反响很好,党总 支书记、副馆长王言夫亲自上门给予鼓励。联合国资料阅览室位于 楼梯口的位置,馆里一些同事常来找我们聊天,其中朱南给我的印 象最深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父亲是上海市政府高官,他 自己在大库工作多年。那时改革开放正起步,凡是文件没有明确规 定不允许的事情都可以大胆尝试,不少图书馆也在尝试“创收”, 我们商量后策划了一个大活动——上海市英语知识大奖赛。我们建 立了评审委员会,找来上海外国语学院、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的英 语老师当评委,复旦大学知名学者葛传槼教授也请来了,还拉了一 些企业赞助,其中最大的是上海飞乐电器。试卷发出去以后加印了 多次,甚至苏州和杭州等周边地区的读者也参与了。由于搞得规模 太大,我们自己都有点担心,印到近 5 万份时就紧急刹车了。我们 请财务组的同事帮忙,严格收费管理。但不足的是,当时在不得已 的情况下发了一些超出事先约定的劳务费,比如让同事把考卷送到 杭州和苏州的图书馆,由这两个馆帮忙散发。于是,从收入中预支 了路费及劳务费,由此白条越来越多,财务的同事多次提醒这样做 不合规范,但在活动推进的过程中这都是不得已的事情。对此我心 里很不安。活动很成功,新闻媒体包括上海电视台都作了正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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